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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阎克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2～34页。

第三个是对最高人民法院有关人身损害案件中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分别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的司法解释进行了审查，认为上述城乡差异化的做法与宪法有关精神不一致，建议修改完善。⑤根据党中央部署，对在营商环境方面存在突出问题的12件地方性法规向制定机关提出修改完善意见。

对此，一些地方已经出台了相关措施，比如《重庆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办法》第61条规定，对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的同一件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意见不一致时，市人民政府和区县（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可以分别或者联合报告市人大常委会决定。党组织对下级党组织报备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具体工作由其所属法规工作机构或者承担相关职能的工作机构办理。比如2001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决定批准我国政府于1997年10月27日签署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上述两个案例中虽然没有指明宪法，但标志着合宪性审查工作在稳步推进，我国的宪法监督已经实现了制度性激活。[9]在我国，授权制定的法规有两种：一种是《立法法》第9条，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国务院根据实际需要，制定行政法规。

同时，备案审查对于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中的科学立法也有直接的促进作用。这是我国无法采取司法审查体制的根本原因，即使《行政诉讼法》第53条第1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在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可以一并请求对该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规范性文件不合法的，也只是不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并向制定机关提出处理建议。宪法确定的基本制度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层面，其中，基本经济制度与减贫的关系尤为密切。

注释: [1] 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2月26日，第2版。（一）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统合路径 对于贫困的发生原因，古今中外存在若干理论观点，概括起来主要为三种，即收入低下、能力不足以及权利剥夺。四、基层法治能力的生成与拓展 郡县治，天下安，自古以来，郡县就在国家治理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未来，基层法治还要着重拓展两种新的能力，即自主能力和程序能力。

[32] 陈斌开：《再分配政策与不平等》，《北大金融评论》2020年第4期，第79页。在正常博弈沟通不足的情况下，基层出现各种应付主义、指标主义、接待主义，便是权宜理性的结果。

就此，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全部工作不能脱离既有的共识规则，如正当程序、差别对待的合理性、监督与责任制等。[50]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41页。法治是中国特色减贫道路行稳致远的有效保障，其对减贫事业的一大贡献就在于，为欠发达地区提供了走向现代文明所必需的规则意识、权责意识、市场意识、自主意识，强化了发达地区的国家整体观念和责任观念，使国家全面现代化获得更为稳定与持续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和文化基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农村和城乡经济发展的基石，是激发贫困地区内生动力最基本的前提。

其三，由于贫困治理的主要工作场景在农村，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也属于宪法确认的稳定脱贫、振兴乡村的底层制度，需要长期坚持和完善。五、结语 中国特色减贫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减贫领域的实践体现。关键词:  中国特色减贫道路。在减贫的权责分配上，高层是基层的权力方，基层是高层的责任方。

这种平等属于矫正的平等，追求实质结果的尽可能公平。[22]农村发展的过程应当是农民个体价值和素质不断提高的过程。

[51]相对贫困的本质是权利贫困，是权利配置不平衡、实现不充分导致的制度性贫困，更有必要以法治方式予以克服，而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法治内涵将在这个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充实。与一般的宪法任务相比，减贫任务具有独特性，国家机关需要采取不同于规则式治理的方式。

[16]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40页。减贫应当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从宪法的基本权利体系上说，减贫还涉及两种及其重要的权利形态。尽管有一些论著讨论了富强[4]，其中也涉及贫困话语，但直面贫困的严肃讨论不算多见。此外，乡村治理的民主与效率关系值得关注。人的发展具有动态性，单纯的资金给付仅仅是发展的基础而非主要方面。

在资源汲取方面，基层往往是被汲取方。三、以尊严为指向的人的全面发展 对于贫困的内涵，最基本的认识是，它是指特定群体缺乏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

作为嵌入整体政治格局中的基层，其自主性的权力有限，但责任无限。此外，《乡村振兴促进法》将乡镇和村庄等统称为乡村。

由国家财政提供支持的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等行使一定的社会权力，也要承担相应的减贫责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其核心就是人，归宿也都是人。

客观上看，多数地方的贫困是由于地理位置、气候等自然原因造成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即便我国城镇化率达到70%，农村仍将有4亿多人口。[26]可以说，创造人与社会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共和国所有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轴心。人在社会中要按照制度生活和发展。

摆脱贫困首要并不是摆脱物质的贫困，而是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在文化上，虽然欠发达地区在保留某些传统文化方面值得肯定，但距离现代社会所共通的契约理念、公平平等、自由竞争等制度文明还有差距。

二、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法理基础 中国特色减贫道路是在长期的探索中形成的。[43]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赋予县级更多资源整合使用的自主权，强化县城综合服务能力。

在社会主义中国，共同理念在减贫领域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据此，规范意义的基层即为县、乡、村三级组织。

这会带来形式违法的后果，不利于形成持久有效的治理能力。国家和企业的产权关系只能化繁为简，建立非父爱式的单纯的赋税关系，为企业全面走向市场创造条件。全部减贫措施都要以更好保障人的生存为出发点，不能为了片面追求指标数字而牺牲人的生命和健康。尤其是精准脱贫主要途径中的五个一批，即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扶贫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集中体现了统合路径的要求。

这样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以经济系统为例，市场经济要求市场主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但如果没有政府提供的政策和指导，欠发达地区市场主体的存续经营将面临巨大困难。

[36]从政区功能上说，县是连接城市生活与乡村生活的中介，‘镇的本质功能在于为城市与乡村相互交流、相互融合提供连接、转化和边界[37]，乡是农村向城镇化转化的最初形态，村则必须以农为本。应当认识到，当前的基层治理中，一些地方对法治的追求有时停留在实质正当层面，即认为只要结果上符合民主的预期，那么形式和程序就不重要。

我国脱贫摘帽较晚的地方，产业发展大都面临瓶颈，这与自然禀赋直接相关。只有群众自身参与到贫困治理的过程中，才能提升个体对尊严的体验感，形成维护自身尊严的能力，以思想和精神的富有不断满足物质需求。